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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视线年代小说创作·绪论》节选

时间:2019-08-13 11:53作者:admin打印字号:

  【文库视线年代小说创作·绪论》节选但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实践来看,他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狂热乃至迷惘,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在当代中国,“青年”作为一个议题之所以不断被提及并被表现,其实,某种程度上源于这样一种矛盾,其最好的表达莫过于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用启蒙与救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加以阐述的话,这一“双重变奏”其实恰好表达了这样一种矛盾,即针对现代性的复杂态度以及在这一态度中“青年”所处的尴尬处境。在李泽厚看来,20世纪的中国后半期,之所以出现“文革”,其根源就在于“救亡”(“革命”)压倒了“启蒙”,因此,重申“启蒙”就不仅重要而尤为必要了。在这一逻辑中,“文革”显然就是“救亡”之逻辑必然的最后结果,而“文革”之所以发生,其实正和“激进的青年”(“进步的青年”或“性急的年轻人”)之被封建主义的小农文化所包围和腐蚀有关,他们“长期地紧密地处在农民出身的指战员和农民群众所包围所簇拥所共同战斗的环境中”,这一变化就是必然的了。因此,所谓重新“启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针对那些走向歧途的青年人,启蒙者自然就是那些中老年知识者了。这一逻辑必然的结果,李泽厚虽然没有明确无误的表述,其实已经隐含在其中了。但问题是,“青年”,在这一“救亡”的激进现代性的框架内,只是一结构性的存在,或者说某种符号,而且,“启蒙”的任务也只能是知识者所承担;换言之,青年既是被启蒙者,而一旦被启蒙后,其中作为知识者的一部分又要承担起“启蒙者”的任务,这样一种既被启蒙又启蒙他人的矛盾地位和尴尬处境,某种程度上,就是20世纪中国“青年”的整体命运,其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的历史语境,而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实际情境,故而就有了所谓“激进青年”、“革命青年”以及“问题青年”等各种不同的称谓。

  从理论上看,本书带有跨学科研究的意义。这一跨学科的研究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社会事件也是一个“文本”,这与把文学作品看成“文本”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本书拟从“文本”的角度将社会事件(如“潘晓讨论”)和文学实践联系起来在同一层面进行考察,而这,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和社会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显然是不同的。传统社会历史研究往往注重从社会背景及作家身世的角度去分析作品的思想倾向及内容设置,这种研究往往是在“影响——回应”的模式下进行的,因而,忽视了社会事件与文学作品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及其“互文”关系。本书的研究,在这方面应该具有某种尝试的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因此,却始终不甚了了。从文学和社会“互文”的角度研究80年代的青年问题,可见,出版《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等专著四部!

  社会学的研究虽然能较为客观而理性地提供80年代青年整体的概貌,而这正是文学所能提供并能回答的,又不仅仅如此,不仅在理论上,获《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度优秀论文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优秀著作奖等奖项多项。但对这一代人的悲欢离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而从实际应用上来看,本书的价值在于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青年问题”的分析,力图重新梳理并反思80年代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参与对80年代小说史的重写。本书认为,在现代以来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写作中,普遍存在“青年/老年”的结构性对立,这一结构性的存在,使得“作为功能的青年”和“作为结构的青年”这一区别性的“青年”范畴成为可能。这一“青年”范畴的不同形态,对理解分析80年代小说中的“青年议题”尤为有效。“青年”可以而且必定会变成“老年”,但“青年/老年”的结构性对立却不会改变,这一结构的好处就在于能在共时的结构性框架内把历史的变动包含其中,这为重新反思80年代小说提供了理论框架。80年代小说中普遍存在的“青年/老年”的结构性对立,从表面上看关涉的是青年/老年间的结构性问题,其实指涉的是如何看待并书写历史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80年代小说中普遍存在着“文革”历史挥之不去的幽灵之部分原因所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如何看待并书写历史就不仅仅是决定80年代的小说创作的关键性因素,也是决定其文学史地位的关键性因素。这是今天重新反思80年代小说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而这一系列二元对立,其实表征的,正是被称为中国现代性的现代性诉求,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1949年以前表现为“建立现代国家”,在1949年以后,则表现为“反现代”的现代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变为了“现代化”目标或“新时期共识”。而在今天,当全球化似乎成为一个时代的表征之后,“青年”问题的复杂性显然已非20世纪的中国文化实践所能涵盖,而这,无疑与全球化进程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密切相关,因而就需要另一番辨析了。

  社会学是不能进入具体而微的个人情感经历之中,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扬子江评论》《小说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徐勇,不能进入有血有肉的人生当中,而且在实际应用上都有它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青年议题(或问题)本是社会学的研究选题,因此,而毋宁说是关乎“”一代乃至整个80年代的社会重大问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课题、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博士后特别资助、省社科规划课题等课题多项。仅仅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似乎就显得有些美中不足了。博士生导师。

  对于中国而言,青年始终成为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正是启蒙和救亡所表现出的中国作为落后国家的现代性困境所造成的。实际上,“启蒙”与“救亡”这一二元对立,表征的是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星云”: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落后/先进、保守/激进、秩序/失序、老年/青年,等等。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交错决定了“青年”所处的尴尬处境。具体而论,当“启蒙”处于主导地位时,传统的、中国的、老年的、落后的、秩序的,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被否定之列;而当“救亡”处于主导时,传统的、中国的、老年的、秩序的,又被作为合法性的资源被重新改写。在这里,“老年的”既可以等同于“中国的”,也可以等同于“传统的”,也即落后的秩序,同时,又可以被作为“现代的”激进的,也即正面的。同理,“青年的”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与其说是“青年”自身成为一个问题,不如说是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使得“青年”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可以说,青年问题所反映的其实也就是现代性本身所具有和呈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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